随他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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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方面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下称SED)这种交流形式并不满意,所以,当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不久,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就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他的这一“G2”构想。
伯格斯登说:“SED无法取得显著成效,因为这个机制是根据美国需求建立的,中国会觉得她仅仅在配合,仅仅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位置上还不够,如果想要让中国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就必须让她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伯格斯登称,他2004年就提出了“G2”构想,现在这个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所接受。譬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就在今年5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要想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规范“执行者”,就要让中国首先成为规范的“起草者”。
伯格斯登的构想,很容易在中美两国学术团体和政府中引发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那么,中美未来的双边关系是不是会建立在“G2”的构想之上呢?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
首先,随着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展开,弱势美元的货币金融政策是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最重要的诱因不言自明,虽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不会在公开的场合渲染这一点,但在经历这一次重大的经济重创之后,各个国家都肯定会认真的考虑调整自己国家的财富保全方式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情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华尔街”体系崩溃。“美元—华尔街”模式一旦崩溃,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就结束了。“G2”的构想可能改变这一趋势吗?恐怕很难。换而言之,中国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来挽救行将崩溃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中国会得到什么?中美之间的互信?!
其次,在伯格斯登的构想中,中国与美国的地位与分工并没有完全清晰,或者他刻意避开了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表述。从目前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来看,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国是美国制定的规则下的被执行者。我们假定,在伯格斯登构想的“G2”的框架下,中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以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能起多大的作用,笔者以为很可疑。实际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成为美国遂行全球战略的资金供应国,当然,美国会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其三,假如中美两国建立以“G2”为基石的两国关系,必然引起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强烈不安,中国需要调整行之有利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回到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的老路上去,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美国完全不同,如果中国与美国建立“G2”,中国或会成为各种矛盾的中心,不要说国际政治生态环境大变,国家能不能专心于发展国内经济都很难讲。
其四,目前,支撑“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经济支柱无非有四个方面:(一)美国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二)跨国公司;(三)美国全球的军事存在;(四)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金融系统。中国与美国建立“G2”,美国就会与中国共享这四大方面的资源吗?就算美国政府答应,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如果美国愿意与同盟国共享这些资源,“G8”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与美国建立如伯格斯登构想的“G2”,当然,美国学术界有人提出 “G2”、“G10” 的构想,说明美国方面也在试图寻找把中美两国从可能的对抗引向对话的各种可能,中国方面应与之积极进行探讨,共同把中美关系建设得更好。